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验楼的灯常常亮到很晚，科研人员在忙碌着。这段时间，盛子杰也非常忙，但他的身份不是科研人员，而是一名来自安徽科技大市场的技术经理人。

春节前后，是不少科研成果“卡进度”的节点——有的在等学校流程，有的在改材料，有的项目刚谈好场地……但对技术经理人来说，这段时间成了全年最密集的“对接期”。

压哨落地

1月26日，盛子杰刚刚促成了一个光电离质谱及相关技术项目落地，完成了春节前的一次“压哨对接”。

该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级高工、博士生导师潘洋牵头，致力于构建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国产化高端质谱仪体系。该技术可应用于化工能源、食品检测、新型医疗等多个领域，具备高灵敏度、高分辨率等性能优势。

早在2024年5月，盛子杰了解潘洋的转化意向后迅速展开对接，并协助项目在赋权流程、股权架构、融资推进、场地协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服务。由于项目负责人长期忙于科研，整个推进过程分时、多点、碎片化，但盛子杰与团队坚持跟进。

从老师办公室、学校职能部门，到滨投公司、红专双科等平台机构，再到蜀山区、庐阳区……一圈圈走访、一轮轮汇报，直到今年年初，项目才顺利通过校会审核，合肥新策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企业注册。

“1月26日拿到工商登记，我们都松了口气。”盛子杰说。

三座“硬墙”

成果转化是一项周期长、不易见效的系统工程。

对于技术经理人而言，这样的压力不仅来自成果推进本身，更在于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环境与沟通对象。

“我们这个活，难就难在既要懂科研，又要懂市场，但我们其实都不是学术专家。”盛子杰坦言。

为了不“掉链子”，他常在负责一个新项目前主动“补课”——查论文、看专利、熟悉技术路径、梳理上下游产业等，再结合不同区县政策和基金资源逐项匹配。每次见老师前，他都会把技术名词和项目逻辑整理成密密麻麻的笔记，第二天带着去现场逐一对照着沟通。

表面上看，他的日常工作是帮老师完善商业计划书、找融资、跑区县、谈场地，但在他看来，“其实每一个项目的难点都不一样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。”

大多数项目要推进，基本上都会碰到三座“硬墙”：资金、场地、应用场景。解决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容易。

为了促成一个项目落地，盛子杰曾一天之内带着老师团队跑遍合肥高新区、包河区、蜀山区的园区，也曾为一个微梁生化传感器技术项目连熬几夜，反复打磨方案、联络投资机构，只为争取首轮资金支持。

“老师说想落地，我们就要搞清楚每个区县的产业、政策、场地和人才引进条件；老师说想融资，我们就得知道哪些机构有兴趣、什么时间节点最合适。”他形容自己的角色，“像是一个多边连接器，哪头都要通。”

解决痛点

近年来，合肥持续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。作为一线技术经理人，盛子杰感受尤为直观。

他说，过去几年，合肥在科研端已形成高密度布局，中国科大、合工大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，技术密度高、人才结构优。但在实际对接中，他发现，不少成果仍“沉睡”在实验室，难以顺利穿越从专利到落地、从技术到产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成果不落地，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停留在纸面：对教师而言，是精心培育的技术成果难以结果；对城市而言，是宝贵产业机会的流失。这一现实问题，进一步凸显出技术经理人在成果与产业之间“摆渡人”角色的重要性。

为解决这一结构性痛点，合肥近年来不断优化成果转化机制，探索建立更加专业化、组织化的服务体系。

2025年底，合肥五家市级技术经理人事务所集中揭牌，标志着过去分散的服务力量实现了组织化重构。作为全国率先以市属国企为平台设立事务所的城市之一，合肥在制度上明确了“统一平台、规范流程、组织+市场双轮驱动”的新模式，为技术经理人持证上岗、成果就近服务创造了条件。截至目前，已有百余名个人技术经理人挂靠五大事务所体系，活跃在校地融合、产业转化第一线，队伍中不乏来自西安、南京等地的高水平专业人才。

根据市科技局提供的资料，当前，全市已组建5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，累计培育技术经理人达3300人；共挖掘成熟度高、技术领先的科技成果9000余项，其中近六成为来自省外的高价值项目；依托科技成果实现新设企业3400余家，估值过亿元企业超过100家。

2026年春节将近，盛子杰仍在为两个成果转化项目奔走，忙得脚不沾地。“新的一年，希望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值得高校信赖、值得企业依靠的技术服务者。”盛子杰满怀信心地说。